用今天的话说，阎锡山算得上19世纪80后的佼佼者。1905年，他才22岁，便加入了同盟会，登上政治舞台。28岁时，辛亥革命爆发，阎锡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用孙中山的话说：“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，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。”

   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40年，称“山西王”当之无愧，至今仍被论者称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。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向他致意，蒋介石有一次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“过去，我们学苏联、学美国、学德国，都失败了，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，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。”毛泽东则在“西安事变”之际给阎锡山写信说：“共维大局之语，至理名言，曷胜钦佩……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。”但阎锡山被新旧、国共、传统保守或现代等多方面几乎都看轻了，他算得上中国人视野里的明星级历史人物，但他被想当然了，甚至被漫画化、脸谱化了。人们或把他当作军阀，或把他当作投机政客，或把他当作一厢情愿的“土财主”，张学良就称其为“账房先生”……

    其实，在当时，就有人注意到阎锡山的事功的意义。

    1930年的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发现了他：“作为山西省的‘模范督军’，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——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。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，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，在中国，他们最富裕，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。阎的嗜好不是女人、酒、鸦片，甚至也不是金钱，而是优质的道路、纺织、防御部队、维持秩序的警察，发展优良的牛、马、耕具、家禽、肥料——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。”

    这个年轻的实力派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。他虽然是老同盟会会员、国民党人，但在北中国那样一个强人林立的地方，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场上，如拥护袁世凯，如反对南方的护法运动……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为他带来了灾难，后来他吸取教训，奉行“三不二要主义”，即“不入党、不问外省事、不为个人权利用兵，要服从中央命令、要保卫地方治安”。后来他进一步概括为“保境安民”，要求“与邻省联络，使能不为我患，或竟邻疆乐与合作，进而为我用，代我御侮”。至1924年，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，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。

    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，阎锡山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。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，寻求安居乐业之所。山西曾获得“模范省”的称号。1919年胡适陪同导师杜威到太原，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，都曾留下赞美之辞。曾任北京政府总理的许世英给阎锡山祝寿说：“都督阎公之雅望，晋国天下莫强焉。”阎锡山事功最大的特点是以治国之策来治理山西一省。

    因此，山西教育的成绩在当时极为突出。阎锡山很早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，他说：国民学校的功课，就是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体操、图画、手工等事，有4年工夫就毕业，学下算盘、写信、记账的本事。稍有钱的，再上高等小学校；实在穷的，也可自谋生活。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件要事。从1924年起，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%以上。到了1937年，山西有55所中学、17所师范、6所大学。黄炎培在《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》中说：民国初年山西学校、学生数量的增长“速而最稳”。 极有创意的则是阎锡山的农村政策。从1917年起，他在山西搞起了“编村”、“村治”等基层民主。在他看来，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，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。

    早在上世纪20年代，阎锡山就提出过“田由公授”的主张，他深知土地问题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命脉。10多年间，因为战乱与动荡，农村破产情况普遍，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，半自耕农降为雇农、佃农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。如此趋势，“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；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，不得一饱”。

    阎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“村本政治”，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，而是收归村有，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，手续也简便易行。

    可以说，阎的基层治理和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政策影响到后来的中国，对改良的乡村建设派和革命的国共党人来说，他都堪称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驱之一。他有全局眼光，即非局限一省来治理一省，因此能够模范全国。

   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，他是有根底之人。文学史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有“焦灼”、“心碎”、“嫉羡”等等，因为中西文明的冲撞、融汇如此不平等，在西方的强势下，中国的一切从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……连孙中山都曾做激愤语：“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，惟饮食一道之进步，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。”

    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，却没有这种“时代病灶”。他是知道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。1924年5月，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：东方文化是什么？阎答：是中。泰戈尔问什么是中，阎说，有“种子”的鸡蛋的那“种子”即是“中”；宇宙、造化都把握了这个“中”。泰戈尔问：我们此行经上海、天津、北京，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？阎锡山说：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，你们想要找，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。

    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或投机性一面已经有大量的文字。比如说他的迷信，他的封建意识，他的铁算盘算计，他的家族统治等等。如果我们设身处地，或对阎锡山抱同情之了解，如他自喻“在三颗鸡蛋上跳舞，踩破哪一颗都不行”，我们可知，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。他当然在中国的“差序格局”里，但他的治理并未因此失去效能。当时的山西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，因为他还能够“知人善任”、“赏罚严明”、“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”。

    在考察阎锡山的精神世界时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、忧患。少年时的阎锡山经历过世态炎凉，十几岁时，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，欠下一屁股债，父子两人只好躲债。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，曾到亲戚家借钱，被赶出来了；他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，遇人小声问：“买饼子吗？”日后发达，有人编排了俏皮话：万喜子卖饼子——不敢吆喝。

    这种忧患也可以说伴随了阎锡山一生，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。从袁世凯、蒋介石，到日本人，即使他建设的山西成为全国模范，但他仍得在“三颗鸡蛋上跳舞”。但他都忍了下来，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。

   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。在国共决战之际，阎锡山特地召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。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，门外放着一口棺材，阎锡山对记者说：“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，如果失败，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，同归于尽。”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“武士道”精神的日本人，随身带枪，事到临头将他打死——“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，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。”

    但大体说来，阎锡山是理性的。他的忧患意识使他在革命世纪里活得踏实，活得精彩。在其部下亲信眼中，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，“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，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，炉火纯青，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……”

    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，阎锡山没有屈服，反而兼收并蓄，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。他说过：“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，始可作无过之人；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，始可作成功的事。”阎锡山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，亦推崇儒教，从政后，以求内圣外王，他认为：“圣不在儒书中，圣在汝行中；从儒书中求圣，只能得些圣形，在汝行中求圣，始能得到圣行。”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“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”。

   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思潮冲撞之后，我们中国人多认同了渐进、改良改革，认同了中道。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打量历史，可以说，阎锡山正是一个先知先行者。